从“美丽新世界”到“数字割据”，再到钱学森提出的“信息灵境”，人类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波三折。在这样一个一言一行都受网络监控、都无法离开网络的信息时代，我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利不受平台侵害？由信息平台构建起来的“虚拟国家”，又对传统的国家权威和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中美竞争的下一个焦点，会在信息领域吗？

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树军，解读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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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观察者网 吕义正】

观察者网：互联网曾被认为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是一个更人道、更公平、更合理的“思维文明”，但最终走向了数字利维坦、高科技封建。能否请您分别谈谈，互联网发展对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带来了哪些挑战？

欧树军：互联网带来的新可能性，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它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交流方式和沟通方式，因此也产生了全新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也对这种数字化未来产生了新的期待。

这种新的可能性有助于人们从一种比较僵化的信息环境走向更美好的信息环境，也就是钱学森先生对信息环境的独特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更具有中国智慧，也更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现实的和长远的需要。在这个理解中，互联网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人们全新的选择，有可能缔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钱老用一个更有中国味儿的术语来理解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所谓信息灵境。

1998年，87岁的钱学森的短文《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信息灵境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它为每个人提供了全新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条件，大大提升了普通劳动者的生产力，同时也大大缩减了过去由于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交流障碍。

在信息技术刚刚起步的第一个乃至第二个十年中，我们对其带来的挑战可能感受的不是那么真切，但在今天就非常明显。这种挑战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个人隐私的冲击，比如我们日常的交流、行动的轨迹，都可能随时被信息技术所记录、存储、分析。也许这些信息的收集看上去是有所限制的，只是用于推送特定的广告，但它显然也是一个能够时刻记录我们日常生活的信息风险，而且这一风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处境。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本身，它既有赋能的一面，同时又有可能存在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一面。

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隐私、自由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同社会群体都普遍感受到数字化生存的两面性，而我们对于这种两面性也有着自己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对于个人生物信息，包括人脸识别、指纹信息，以及日常记录的行动轨迹信息等，这些信息蕴含着某些商业公司所追求的用以建立自身盈利模式的可能性，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则需要对这种可能侵害人们权利的行为施加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可以说是社会性的，来自于不同群体以及各个阶层最朴素的、最直接的对于自我保护和行使自身正当权利的诉求。

而信息技术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可能更复杂一些，实际上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基础层面挑战了传统国家权力的根基，包括构成国家的各种基本要素，比如说它突破了传统国家拥有的固定领土边界，让一个原来拥有固定疆域的国家，能够直接感受到来自外部信息和各种力量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念等等。其次它也在技术上给予了国家突破领土限制以及连接不同领土的可能性，形成了由信息巨头演化而成的所谓“虚拟国家”。

第二，信息技术把传统的公民变成了一个更抽象的符号——网民。在虚拟国家中，网民首先是一个消费者，同时又因为消费所留下的比如身份信息和购物等行为信息，变成了信息技术服务商盈利模式的支点，所以网民同时也是生产者。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权威，并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产生了挑战。这个技术权威建立在通过低价甚至免费、然后逐步升级绑定付费的方式，吸引用户进行信息消费和生产的基础之上。信息定价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免费方式来绑定用户，之后再逐步收费，最终形成一种通过信息服务来让网民生活更便利的商业交换方式，它的合理性来自于商业性的服务交换。

互联网对于既有权威的合理性根源构成了新的挑战，实际上互联网的技术规则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如果我们用最宽泛的理解来看，主权就是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定义权。当然，这种定义权的前提是，它能够掌握和使用人们的基本信息，包括行为和身份信息。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信息主权危机是虚拟国家对传统政府和国家所发起的最严峻挑战。

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国家的旧边界，包括领土、人口以及合法权威，如果我们认为国家权力是传统上马克斯·韦伯意义上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那么信息技术实际上正在改变这个定义。过去的暴力直接针对的是肉体，但信息所形成的暴力，是一种新的无形暴力。在此意义上，它全方位改变了传统国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这一点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在西方世界信息技术兴起的初期，也有很多相关讨论。技术权威塑造出来的就是某种技术中立论，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技术理性是确定的。由于传统政府在技术上的“无知”，由互联网技术构成的虚拟国家自然应当以技术权威来治理，并且希望将新的信息领地变成某种政府权威不可进入的“保留地”。由于信息技术的扩张性，在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上，将可能造就一个全新的全球信息社会和政治架构。

这种全球性信息空间的形成，也让我们意识到正在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既需要在现实中维护我们固有的领土边界，同时又面临一个不断突破传统领土边界的新空间。在这个新的信息空间中，谁拥有主权？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最宽泛的主权定义来说，那就是谁能掌握网络世界或信息环境下人们行为方式的定义权，谁就拥有主权。包括对人们表达方式、交流方式的定义权，这个定义权是基础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技术性赋予了这个政治权威某种新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政治权威有了驯服技术权威的欲望。因此我觉得可以用发展、治理和安全这三个关键词来分析我们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信息化进程。实际上对于20世纪中期以来所兴起的信息技术，以及60年代末所产生的互联网新世界，以及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信息环境，这个历程同样可以用这三个关键词作为一个观察和分析的入口。

观察者网：谈完了挑战，接下来说治理。互联网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治理对象是“人”，很重要的一步是实名制的建立，打破了“匿名乌托邦”幻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公民变成网民时，该如何规范行为体？在治理上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欧树军：随着中国接入美国的国际互联网，窗户打开了，苍蝇蚊子也跟着飞了进来。网络侵权（主要指知识产权）、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诈骗、垃圾邮件、电子病毒等各种网络违法犯罪现象，匿名性更强的暗网甚至成了“线上金三角”。互联网的匿名性所带来的公共安全、社会安全和网络安全困境，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美国在其军事网、政务网和学术网时代，就已经将公民身份的现实世界实名制，转化为信息环境的数字身份技术实名制，通过网民的真实身份与其每台信息设备独一无二的互联网数字标识符或地址的交叉比对，驱散了匿名乌托邦的迷雾。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商业服务，都以实名制为基础，以准确乃至实时识别用户身份、标识符、地址为前提，个人的信用也以真实准确可靠的身份认证为基石。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电话实名制，这避开了网络实名制的社会争议，适应了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时代需求，将“后台实名、前台自愿”这一中国信息环境下的独特身份认证原则，嵌入到了内容层。

没有身份认证，很难识别违法犯罪，就此而言，信息环境和现实世界没有区别。信息服务商出于营利目的，信息用户出于自我保护需要，都要求国家政府将现实世界的身份认证适用于信息环境。

人们常常忽略信息技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同时强化“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规制化”与“再规制化”、“去治理化”与“再治理化”。互联网从不可治理向可治理的转变，正是借助信息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数字身份认证机制，将现实世界的身份认证嵌入信息环境。